將一家瀕臨破產的企業被收購，用7年時間讓其成為全球細分賽道上的三甲，營收增長近六七成，利潤接近翻番……這本應是白馬王子拯救灰姑娘的美好神話！但是，現實是“懷璧其罪”！

    荷蘭政府和法院，僅僅用了一紙公文就剝奪了安世半導體中國100%控股母公司聞泰科技的幾乎所有權利——僅僅留下賬面上的分紅權。然而，從一般經營規律看，分紅權必須依賴決策權實現。所以，亦有擔心，所謂分紅權根本無法實現。

    這是當今全球經濟自由市場中一次典型的強取豪奪事件。其性質極為惡劣，但是其發生又極為荒誕。恰是，這種高度不合情、不合理的事情的發生，也為中國產業界正在高速走向全球的步伐，提供了潛在風險的參考坐標。

    惡劣且又荒誕，突破極限的思考

    安世半導體控制權、人事權、財務權、決策權……等等悉數被剝奪后，中國方面采取了迅速和果斷的處置措施。包括國內產業鏈的自救，以及商務部對安世半導體中國產品實施的出口管制。這也導致安世全球車規芯片一時洛陽紙貴，部分國際車企擔憂斷貨危及生產。眾多國際車企，集體向中國政府和安世尋求管制豁免，并一定程度對荷蘭官方施壓。

    事情的發展超乎荷蘭的計劃！業內人士分析認為，荷蘭方面甚至沒有“第二步”的計劃，更不用說B計劃�；蛘�，荷蘭方面認為，中國還是“舊中國”，必然簽署“不平等條約”。無論荷蘭的決策邏輯和規劃是什么，結果確是物理性的：即離開中國安世，荷蘭安世似乎無法存活。

    因為，中國市場占據安世半導體全球超過45%的銷售量；中國制造占據安世芯片最終封裝七八成的產能；聞泰科技母公司代建的上海12英寸晶圓線，更是安世體系中最新、最先進和成本最友好的上游產線。此外，國內半導體芯片產業還擁有全球最龐大的“成熟芯片供應鏈”。而荷蘭政府能夠直接控制的只有安世總部，和名義上的知識產權所有機構。

    所以，安世事件從荷蘭角度看，雖然性質惡劣，但是過程卻很是荒誕。甚至，一些分析直接指出，此前只認為印度式的對跨國公司執法夠荒誕，但是荷蘭這次卻超乎了想象。

    對此，至少有兩個邏輯點，值得思考：第一是，企業出海要有底線思維、也要有極限思維。底線是指，在符合邏輯和對方利益（哪怕是眼前短期利益）的基礎上，對方可能在競爭上無所不用，例如，印度市場有過“新法律溯及以往”的多次操作。極限思維則是指，對方的行為不符合邏輯、甚至完全失控、沒有理性，即不符合其短期利益、更不符合其長期利益，如安世半導體事件——這顯然是受到了如美國的壓力、選票政治需要、參與人員個人利益，乃至就是出風頭拉流量、極端意識形態性狂熱等因素影響。

    底線思維、極限思維的本質，是要求企業和產業鏈出海的邏輯不能“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”。商業系統設計要有充分的安全冗余和結構性制衡。如，安世事件中，聞泰的主動權本質是國內產業環節的強大布局。

    第二點則是，不要將發達國家的規則和法治“迷信化”。近十年來，西方世界在全球競爭中，充分表現出“合則用之、不合則棄之”的規則和法治選擇性。尤其當其在競爭中處于劣勢時刻，更是往往基于利益原則，選擇性、雙標性執行規則或者修改規則。

    此前，國內企業界有一種想法，即歐美營商環境好、法治健全、規則透明；發展中國家則更可能遇到規則黑箱、無規則、腐敗性問題。但是，安世事件表明，所謂“基于規則的秩序”，很多時候是強者的優雅；一旦強弱地位互換，發達國家也會患上發展中國家“病”。用網友的玩笑話就是，西方世界的“印度化”。

    對此，國內企業出海一定要有更高層次的規則意識：即規則和法治是動態的、發展的，不是一成不變的；規則和法治體現的是制定者的意志和利益；規則和法治的落地要由具體的執行者來實現，而執行不一定基于“最高道德”的準則，有些時候是基于“利益偏好”的、甚至是基于“脅迫”或者“執行者自我情緒價值”的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努力建立更多利益和命運的共同體，形成制衡與合作關系，是運用規則和法治的前提條件。

    以上兩重反思和啟示，其實已經超越了一般的以效率為中心的企業經營理論。因為任何冗余和制衡，都是在成本上低效的。但是，這確實是國際市場競爭中、全球化布局下，不得不擁有的發展底線、安全極限。

    規則權與市場自然性，強大產業鏈的必然涌現

    若非得為荷蘭“強搶”安世半導體找一個理由，那這個理由只可能是“安世夠強”�；蛘哒f，為什么此前是出售、現在又要搶回來？可能，出售的時候，沒有計劃過聞泰能救活安世，出售的時候安世更類似燙手山芋。就如同當年西門子手機業務出售給明基、湯姆遜彩電出售給TCL——只是最后一次變現，尋找又一個 “冤大頭”。

    但是，事實是，聞泰對安世的經營頗為成功，讓其成為了行業龍頭、利潤豐厚。所謂“懷璧其罪”！某種角度看，這是我國產業成長到一定階段，必然會產生的“與競爭者，或者其它利益相關者”的碰撞。不過，此前的我國產業國際化，大多數“碰撞競爭”都在合理、合情的邏輯與規則框架下進行，并沒有安世這次事件荷蘭方面行為的如此惡劣和荒誕。

    這一極端案例，更是為我們揭示了一個日常不太容易關注的“哲學原理”。即是市場依靠規則運動、還是市場自身創建了規則；是規則更為基礎、還是市場更為基礎。長期以來，很多企業都特別強調“合規”二字。這沒有錯。因為符合既定規則，是基本的商業倫理和法治觀。

    但是，一旦從更高端的維度看，規則本身也誕生于市場之中。是市場創造了規則，規則雖然是市場的一部分，但并不是市場存在的基礎。因此，市場運動具有對規則的獨立性。即，任何強力的經濟行為參與者，不過是市場中的一個要素。這樣的現實觀察下就會理解，一旦企業足夠強大，其必然要形成經營邏輯的質變：即從規則的遵守者，變成市場力量、市場規律驅動下，規則的制定者——即強大企業和強大產業鏈，與規則的關系本質是“互動性的互相塑造”。

    如果一個企業、一個產業集團、一個產業生態鏈，已經足夠強大，卻沒有規則互動意識，那么市場就會自然性的在某個層面或者角度，引入它性的規則改變力量：如荷蘭官方對安世的出手�！�—市場類似于一種混合力場，不同的力保持動態平衡。當一個參與者沒有貢獻與其地位相稱的力的時候，這種平衡的混合場就會向不合理的方向傾斜。特別是，這“缺力”參與者足夠強大的時候，這種混合平衡的打破，就會非常劇烈。如安世事件這種“惡劣”與“荒誕”就會上演。

    今天，中國作為全球最大工業國，在眾多領域都是“鏈能”最大的玩家。這就決定了，我們有必要、也有自然性，為全球化的中國產業鏈升級與成長，提供“規則與程序”等公共產品。特別是從高新技術創新、規模化的價值創造角度看，這種“國際的公共的規則與程序”產品，理應是“量變導致質變”邏輯下的自然“涌現”。

    對此，我國產業界應從更高的行業、產業鏈、生態維度，通過廣泛的行業協會與利益統一戰線，并與現有國際組織、各國產業分工協調，積極參與提供公共議事空間與機制、創生公共規則與規則執行程序�！�—規則和法治是動態的、是有生命的。強者在其中必然擁有主動互動與塑造規則的權利、義務。

    低維度的國際化是產品出海、中維度的國際化是經營出海、高維度的國際化是規則出海！安世半導體事件，足以通過聞泰科技的并購與拯救安世的過程證明，我國產業界在產品和經營出海上的成功，但是同時也暴露了規則出海依然在起步階段、被動應對階段的事實。但是，這種暴露不是壞事情，反而是一種激勵、鞭策和警鐘，讓我國產業界更清晰看到自己未來升級的方向、使命與責任。

    “從美英法系、案例法系角度看，安世事件的解決過程，就是一次基于實力的市場規則互動過程！——先例即規則�！睒I內人士指出，安世半導體事件雖然是一次挫折，卻清晰地揭示了中國產業全球化必須邁入新階段的歷史進程。從安世事件中，我國企業、產業和行業主管機構，應當進一步認清全球化時代的必然挑戰，從小到企業的經營邏輯設計、產業鏈時空配置，大到跨國性行業平臺機構創設與國際市場規則實力構建等不同維度，審視和提升自己的全球市場競爭、發展與安全實力。

    且必須要深刻明白，市場在自我運動、自然性過程中，必然出現利益和權力格局重塑的涌現時刻。這是歷史性的自在邏輯。即，去挑戰和完成我國產業國際化水平升級的重任，不是可選擇的題目，而是必答題。不主動回答，就會被逼著回答：安世事件就是如此。